題目：The Global Environmental Crisis: The Limitations of Scientific Knowledge and the Necessity of Utopian Imagination
主講者：John Lie（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社會學系特聘教授，Distinguished Professor of Sociology at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主持人：何明修（臺大社會系教授）
與談人：杜文苓（政大創新國際學院院長、EASTS主編）、劉仲恩（臺大社會系副教授）
時間：2025年2月27日（四）14:00-16:30
地點：臺灣大學社會社工系館319室
紀錄人：陳涵紀
演講語言：英文
本次講座主講人為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社會學系特聘教授 John Lie，演講內容圍繞 Lie 於2024年底出版的 “The Global Environmental Crisis” 一書。Lie 認為我們需要新的觀點來反思如何面對當前的全球環境危機。科學知識對應對環境危機來說不可或缺，卻不能成為唯一依賴的對象。科學知識的世界觀以及知識分工，主導了整體性理解重大危機的可能性，並排除了跨學科的分析，以及進而行動的可能。人類以為自己可以透過科學來掌握世界萬物，但對科學的信仰導致了我們無法看見風險與不確定性，對許多事件只理解為不幸。因此，我們需要「烏托邦想像」，來理解危機的本質以及思考另類行動的可能性。
Lie 在演講中提出了兩個核心問題：為何人們對危機視而不見？為何在認知危機後仍無積極作為？他認為，這些問題的根源在於科學知識的生產方式與人類行為的慣性。
本場講座除了 Lie 的精彩分享以外，與談人杜文苓和劉仲恩也分別從理論對話及案例分享面向回應 Lie 著作的相關討論。杜文苓分享其「高雄檔案」計畫，這是一個數位協作民族誌計畫，通過影像、地圖與故事揭露高雄石化產業的長期危害與潛在風險，並推動社區參與環境正義行動；劉仲恩則肯定 Lie 對科學知識的批判，同時提出四個問題深化討論：科學是否已經往永續與跨領域方向前進、科學是否具備權威、資本主義如何影響環境行動，以及如何實踐烏托邦想像。
►科學知識的局限性
Lie 首先肯定科學的成就，認為其通過共識建立與自我修正的機制，是人類最成功且具影響力的知識體系。然而，他也指出科學的缺陷。他以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的報告為例，說明科學進展的緩慢性。Lie 提到，IPCC 從 1990 年開始發布報告，卻直到 2011 年的第三次報告，科學家才明確承認全球暖化的存在，這顯示科學因謹慎的驗證態度而使得對成果的呈現遠遠晚於實際的環境變化。
除此之外，Lie 也認為，科學知識因分工過細而碎片化，難以提供對於問題的整體視野。他借用心理學中的「格式塔」（gestalt）概念，指出科學家擅長分析細節，卻不擅長合成全面理解。例如，他提到家庭暴力與性騷擾的概念，雖然一直以來都存在於社會當中，但直到 1970 年代受女性主義啟發之後，才真正成為公共議題，這乃因為先前缺乏整體框架而讓這些問題隱而不顯。Lie 認為，科學的同儕審查制度也延緩了知識進展，他舉例，愛因斯坦的論文從未經過同儕審查，若按現代標準，其革命性的想法是可能在科學知識生產體系中被否決的。
Lie 進一步指出，科技常被視為解決環境問題的萬能解方，這種「科技烏托邦主義」（techno-scientific utopianism）忽視了科學與技術本身正是危機的來源之一。他以 COVID-19 疫情為例，說明過分依賴科學所可能形成的局限。在 COVID-19 疫苗大規模普及之前，人們期待科學突破以解決疫情，但面對疫情危機時，往往透過簡單的傳統方法（如口罩與社交距離），反而是更快速減少疫情影響的手段。
►人類行為與烏托邦想像
在解釋行動遲緩的原因時，Lie 認為人類並非總是理性的決策者，而是仰賴著習慣（habit）與規範（norm）。他以環保行為為例，指出許多人並非因為深刻理解科學數據才選擇回收垃圾，而是因為社會塑造了一種「良好公民應該這樣做」的集體意識。
Lie 提出，改變需要從「命運」轉向「選擇」的視角轉換。他以人類平等觀念的歷史演進為喻，說明過去人們視階級與性別不平等為自然現象，但當平等被視為普遍信念後，人們開始努力反思是否存在著各種社會不平等；同樣，他認為若能建立新的習慣、思維或政策以避免或減少環境破壞，人們就能採取行動。Lie 強調，這需要一種「烏托邦想像」（utopian imagination），即對自然產生深厚的情感連結，進而改變行為與政策。他以阿波羅 8 號拍攝的「地出」（Earthrise）照片為例，指出這張圖片讓人類首次感受到地球的脆弱與美麗，並因此影響環境運動。他認為，當人們愛上自然，就會將環境破壞視為不公而非命運，從而採取行動。然而，他也承認不同烏托邦想像可能相互衝突，如同 19 世紀社會主義者 William Morris 所述，人們為理想奮鬥卻未必能實現預期目標。
►與談人分享｜杜文苓
杜文苓分享了她主持的「高雄檔案」計畫，該數位協作民族誌計畫（digital collaborative ethnographic work）記錄了高雄石化產業對環境的長期影響。該計畫透過影像、地圖與故事揭示看不見的污染如何對高雄造成緩慢危害。計畫中不僅蒐集科學數據，還透過社區參與和故事地圖，與地方官員合作監測學校空氣品質，促進環境正義的實踐。
杜文苓認為，「高雄檔案」計畫與 Lie 的烏托邦想像概念相呼應。該計畫透過情感敘事和社會介入，增進公眾對環境危機的認識並促進社會行動，超越傳統科學知識的限制。她強調，計畫利用數位策展和地方故事，讓受影響的社區聲音得以被聽見，從而推動環保行動，體現了在地多元參與在應對環境挑戰中的關鍵角色。
►與談人分享｜劉仲恩
劉仲恩認為，Lie 在 “The Global Environmental Crisis” 一書中的核心論點挑戰了許多人的既有思維，認為當否認或阻礙氣候變遷的勢力消去後，人們便能擁抱科學與理性以展開氣候行動。然而，劉仲恩以台灣案例指出，台灣幾乎不存在氣候變遷懷疑論者，90% 的群眾相信氣候變遷，但政府的回應依舊遲緩，顯示行動遲滯的根本問題並非來自於否認科學，而是來自於文化及知識體系的侷限性。人們往往相信科學並非因為他們理解它，而是因為對科學的信仰類似於宗教或魔法的信仰。他認為這種觀點能夠幫助我們更好地理解後真相時代的科學信任危機。
接著，劉仲恩針對 Lie 的論點提出四個問題以延伸討論，包括：科學是否已經往永續與跨領域方向前進？人們是否真正相信科學，使得科學被賦予過多的權威？資本主義如何影響環境行動？我們該如何實踐烏托邦想像？
對此，Lie 回應，科學知識的確有所進展，但其進展速度與環境惡化的速度並不匹配，這才是關鍵問題。他舉例 IPCC 報告長期低估環境危機的嚴重性，說明科學的內部機制（如同行評審與學科分工）如何導致這種遲滯。此外，他指出，資本主義並非唯一的問題來源，儘管許多環境社會學家認為資本主義是環境破壞的根本，但現實中，許多非資本主義社會（例如某些原住民社會）同樣也展現出破壞環境的傾向。因此，環境行動不能只依靠經濟體制變革，而更需要從人類行為與價值觀的轉變著手。
在談及如何實踐烏托邦想像時，Lie 強調，現有的國際環境治理模式過於依賴科學專業與技術性決策，形成了高度技術官僚化的結構，使得地方社區的聲音經常被忽視。他認為像杜文苓的「高雄檔案」計畫這樣的環保行動，透過數據與敘事的結合，能夠更有效地推動公眾參與。Lie 進一步補充，日本曾是污染研究的先驅，但近年來環境政策卻落後於台灣與韓國，這顯示環境行動不僅需要科學知識，更需要社會運動與政策的支持。他認為，真正的行動來自於個人與社群對環境的情感投入，而非純粹的理性決策，因此「烏托邦想像」不只是對未來理想社會的想像，而是一種驅動行動的信念框架，能夠促使人們超越現有治理模式，實踐具體的變革行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