講題：Becoming Queer Parents in Taiwan: Law, Technologies, and Reproductive Citizenship
講者：Sara L. Friedman (Professor of Anthropology and Gender Studies, Indiana University)
主持人：吳嘉苓（台大社會系主任暨教授）
時間： 2026/4/2（四）12:30-14:00
地點：台大社會與社工系館R319
演講語言：英文
紀錄人：陳涵紀
本次演講者為美國印第安納大學布魯明頓分校（Indiana University, Bloomington）人類學與性別研究教授 Sara L. Friedman。在本場演講中，Friedman 從台灣的國家人口焦慮背景出發，探討台灣 LGBTQ 群體在追求成為父母的過程中所面臨的法律、技術與「生殖公民權」（reproductive citizenship）挑戰，並提出對於未來親屬關係的重想像可能。
首先，針對人口焦慮，Friedman 指出這是一個全球性的現象，涵蓋了超低生育率、高齡化、移民流動及環境災難等議題。她引述學者觀點說明，這些焦慮並非自然存在，而是反映了特定的生殖現象如何被定義為「問題」，並透過「生殖治理」（reproductive governance）機制加以管理，以極大化人力資源。隨著全球人口對「生育懸崖」（fertility cliff）的關注增加，政策重點已從控制人口的「反生育主義」（anti-natalist）轉向鼓勵生育（pro-natalist）。Friedman 強調，這種對生育的聚焦創造了「分層生殖」（stratified reproduction）的等級制度，亦即某些人的生殖願望受到認可與支持，而另一些人則不然。
Friedman 隨後將焦點轉向台灣特有的生殖公民權脈絡。她指出台灣的生育率早已降至人口替代水準（replacement level）以下，這在台灣被視為一種「存續危機」。除了高齡化與移民問題外，台灣的人口問題更與國家安全緊密相連，面對中國的威脅，人口下降被認為會削弱軍事力量。儘管台灣在性別與性傾向議題上相較鄰國自由，且於 2019 年通過《司法院釋字第七四八號解釋施行法》實現同婚，但該法最初並未處理人工生殖的使用權。Friedman 提到，雖然法律後續於 2023 年與 2024 年逐步擴展了跨國同婚與共同收養的權利，但《人工生殖法》目前仍限制僅限「異性戀已婚不孕夫妻」使用，且代理孕母尚未合法化。這種「婚姻生殖紐帶」（marriage-childbearing nexus）忽略了法律、社會規範與生理限制交織出的社會性不孕（social infertility）或結構性不孕（structural infertility）。
Friedman 分享了她自 2017 年以來對 70 多位同志家長的訪談經驗，其中三分之二是女同志母親，三分之一是男同志父親 。她發現這些家庭採用了多元的生殖策略，包括前往跨國人工生殖熱點、在國內進行自體授精、女同志與男同志進行契約婚姻（contractual marriage）以獲取生殖資源，或是收養與前段異性戀婚姻中帶來的孩子。Friedman 指出，台灣同志家長對擁有血緣子女有強烈願望，但也展現出對血緣與親屬更靈活的看法。例如，許多女同志選擇昂貴且勞累的跨國求子之路，是為了進行「互惠人工受孕」（Reciprocal IVF），即「A 卵 B 生」：由一人提供卵子，另一人懷孕分娩，藉此共享生殖過程中的母職。
Friedman 特別提到了一位 37 歲專業人士 Amy 的案例，Amy 與高中同學交往 15 年，在台灣經歷了 11 次極其辛苦的取卵過程，冷凍了 20 顆卵子，耗資巨大。Amy 的故事體現了許多女性正在與生理時鐘及年齡賽跑的現實，Amy 對於台灣政府一邊憂心低生育率，一邊卻不讓想生的人在國內生育感到諷刺。Friedman 指出，對於像 Amy 這樣的準家長來說，法律改革是極其迫切的議題。
接著，Friedman 分析 2024 年至 2026 年的現況。她提到，《人工生殖法》修法辯論主要在「人口焦慮」與「平等權保障」兩條路線間擺盪。一方面，有人主張擴大人工生殖權能減緩生育率下降；另一方面，保守團體則堅持傳統兩性家長的家庭模型。Friedman 觀察到，在 2025 年底的草案中，單身女性被視為「高風險」群體，國家呈現出一種家長式的監控姿態，不僅要求單身女性必須有台灣國籍且每年在台居住超過 183 天，還計劃進行產後追蹤以確保孩子得到適當照顧。
Friedman 隨後探討代理孕母這項最受爭議的議題。她指出，在 2024 年的公聽會中，受苦的女性形象（如無子宮者）常被召喚，而同志父親的形象卻相對缺席，反映出社會對代孕中可能存在的女性身體剝削感到不安。這種不安導致某一些婦女團體有時與保守團體結盟以反對代孕。因此，行政院在 2025 年 12 月的草案中選擇將爭議過大的代孕議題與其他修法項目脫鉤處理。
為了具體說明代孕爭議，Friedman 分析了 2025 年 3 月在社群媒體（Threads 與 Facebook）上引發轟動的兩則同志父親貼文。第一位父親分享了多次失敗後在美國代孕成功的艱辛歷程，但其貼文因忽略了卵子捐贈者與代孕母的主體性，且宣稱自己要成為「最帥氣、最漂亮的媽媽」，甚至以傲慢語氣回擊批評者，而遭到輿論猛烈抨擊，被認為是剝削女性勞動的「傲慢消費者」。不久後，另一位父親發出對比性的貼文，詳細描述了與代孕母及其家人的深厚連結，強調雙方是互相尊重、共享承諾的另類親屬關係。Friedman 提到，這兩則貼文引發的爭論，揭示了台灣性別不平等現狀及男同志父親在追求家長身分時所面臨的「原罪」——缺乏子宮，以及缺乏非二元性別稱謂下的尷尬處境。
在演講結尾，Friedman 引用了另一個案例，對新的親屬連結提出新的可能性。在一位父親 Joe 寫給美國代孕母 E 的信件中，Joe 言詞豐沛地感激 E 讓他們實現了遠超預期的夢想，而 E 同樣深受感動，稱 Joe 及其家人為「永遠的大家庭成員」。Friedman 認為，儘管這不能代表所有代孕現狀，但它展示了一種「不繫於血緣」的親屬連結的可能性，這種連結能在創造人口的同時，也創造出新的家庭關係網。
最後，Friedman 指出，雖然新的科學發現推動著技術樂觀主義（techno-optimism），但人們必須保持警覺，思考技術創新何時會觸及道德與法律的極限。她強調，宏觀層面的國家集體利益與個體、社群創造家庭的願望之間存在著難以逾越的鴻溝，「誰將能」或「誰可以」擁有這些受個人、國家人口專家及官員如此渴求的嬰兒，依然是一個懸而未決的問題。Friedman 延伸 Judith Butler 的告誡，提醒我們應警惕在「渴望國家之所欲」的過程中，可能產生的各種排他性與對規範框架的盲目順從，並呼籲大家在這些邊界上開始構思不同的親屬文化與未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