講題：Beyond the Grand and the Granular in Global China Studies
講者：Ching Kwan Lee（Professor of Sociology, UCLA）
主持人：呂青湖（台大社會系教授）
時間：2025/12/2（二） 12:30-14:00
地點：台大社會與社工系館 R319
紀錄人：陳涵紀
演講語言：英語
本次演講者為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社會學系的李靜君（Ching Kwan Lee）教授。在本場演講中，李靜君試圖說明為何當今「全球中國」（Global China）研究已成為數一數二重要的研究主題。她說明全球中國目前已在全世界造成廣泛且深遠的影響，且影響力正持續擴大。她藉此呼籲學者們一同加入全球中國研究，以跨國比較視野與扎實的理論化，深入解釋全球中國如何重塑世界秩序並且反向對中國國內造成影響。
李靜君首先回顧了她進入此領域的背景。她提到，在 2008 年時，學界對於中國在海外（如：非洲）的活動尚缺乏興趣。然而，在過去十幾年間，全球中國研究已發生巨大轉變，成為正快速成長也日漸重要的研究領域。她歸納了推動此領域成長的四個原因：第一是中國為了輸出過剩的產能以緩解國內經濟壓力以及執政者為了獲取政治上的合法性；第二是該議題已成為學術出版界與政策圈的熱點，使得許多研究者爭相投入；第三是因為中國國內的研究環境日漸變得不友善，迫使「中國研究」轉向研究「中國境外的中國」；最後是許多原本不研究中國的國際學者，卻因為全球中國在其既有研究方向上的影響力愈漸不可忽視，而被迫將全球中國納入研究視野。
接著，李靜君提到她觀察到目前全球中國領域中的兩個研究分歧。第一個主要分歧為「由上而下」（From Above）與「由下而上」（From Below）這兩種截然不同的研究路徑。「由上而下」的視角多來自國際關係學者、經濟學家、政治學家、記者等，側重於總體貿易、基礎設施貸款模式以及北京的官方政策（如：一帶一路、數位絲路、新質生產力等）等。這類研究傾向解讀菁英與中國官方政策意圖與整體戰略，甚至創造出如「新殖民主義」（new colonialism）這類宏大概念。相對地，由下而上的視角則多由人類學家或社會學家採用，他們深入田野，提供特定地點的個案研究，強調具體的關係、互動過程、在地能動性、參與的行動者等。李靜君進一步對於這兩種路徑提出其侷限：在「由上而下」取徑上，她認為這種途徑經常流於為了炒作以及追求意識形態，而非對接真實世界的事實。而對於「由下而上」取徑，其問題在於容易陷入對全球中國的視野窄化（tunnel vision），這乃一種「微觀還原論」（microscopic reductionism），企圖將複雜的全球現象簡化為研究者自身的觀察。
雖然兩種取徑各有局限，但李靜君也進一步整理了他們所貢獻的學術知識。從宏觀視角來看，她發現了一個悖論：全球中國在國際舞台上往往展現出一種「進步」的力量，這與其在國內的專制形象截然不同。她舉例說明，中國在重塑世界銀行與 IMF 等全球經濟秩序規則、以及氣候變遷治理上，已從學習者轉變為「規則制定者」（rule maker）。特別是在全球綠色轉型方面，中國正引領地緣政治秩序從依賴化石燃料的「石油國家」（Petrostate）秩序，轉向以再生能源技術為基礎的「電力國家」（Electrostate）新秩序。在這些國家當中，能源仰賴從石油轉向再生能源，而其中的領頭羊便是中國。在全球南方（Global South），中國透過輸出基礎設施與技術，協助發展中國家（如：巴西、印尼、肯亞）實現「蛙跳式」（leapfrog）發展，並基於共同的被殖民歷史經驗，與這些國家建立多邊聯盟。這種跳蛙式的「新工業化」（new industrialization）或「再工業化」（reindustrialization）採取另一套有別於傳統西方的發展路徑與標準。以汽車工業為例，便是跳過內燃機開發和油電混合車（hybrid car），直接朝電動車發展。
然而，微觀視角的實證研究卻展現截然不同的面貌。李靜君指出，深入的在地研究發現，全球中國並非如想像中那般強大或統一。中國的行動者往往必須與當地的政治菁英結盟，並受制於在地社群的壓力，進行協商與調整。此外，中國內部的行動者之間存在著激烈的利益衝突，甚至會破壞北京的戰略目標。她以孔子學院在非洲的發展為例，指出當地人歡迎孔子學院並非因為受到中國文化的「軟實力」吸引，而是出於就業等務實考量；同樣地，東南亞的華人社群與北京的互動也充滿矛盾（例如東南亞的道路建設項目）。中國試圖收買那些華僑領袖，用各種指令甚至金錢來收買他們，希望他們能幫助推進中國的開發項目，但卻又無法輕易控制這些行動者，導致海外政策未能如北京政府預期地推進。
此外，李靜君點出了該領域的第二個分歧，即「方法論的國族主義」（methodological nationalism）。她批評許多研究雖然地理上走出了中國，但在概念上仍將中國視為一個封閉的容器，忽略了將中國置於全球勢力（如：全球性的資本主義、專制主義、技術革新等）或跨國比較的脈絡中。舉例而言，若不將中國資本與其他國家的資本進行比較，就無法釐清哪些特質是「中國」特有的，哪些是資本主義的普遍效果。這種缺乏比較視野的做法，容易導致對中國的本質化（essentializing）理解，不是將其妖魔化（demonizing），就是如中國官方宣傳般對其過度頌揚。
在演講的最後，李靜君提出了對未來研究的展望。她呼籲社會學家應發揮其學科優勢，進行更具理論深度的研究。首先是將中國的研究對象（如移民、環境治理）與全球其他國家的類似現象進行比較，而非僅僅聚焦於中國本身。其次，她強調需要關注全球中國與中國內部的「迴路」（circuit），即全球中國的發展如何反過來影響中國國內的社會變遷，例如海歸學生是否成為變革的推動者，或海外擴張是否解決了國內的產能與成長問題。李靜君總結，全球中國已是全球尺度的重要現象，研究者不應止步於用新潮的概念（fantasy concepts）來重新描述或詮釋現象，而應致力於透過理論以解釋其背後的機制與條件，以此來更加理解形塑全球社會的這股重要勢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