講題：Japan’s antinuclear movements before Fukushima Disaster
講者：安藤丈將（日本武藏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主持人：何明修（台大社會系特聘教授）
地點：台大社會與社工系館 R319
紀錄人：陳涵紀（台灣大學社研所碩士班）
本次安藤丈將的演講圍繞著日本反核運動的歷史，特別聚焦於福島核災之前的發展。他分析了反核運動的興衰以及其對日本社會和核政策的影響，並從政治結構、社會運動文化與媒體策略等多個角度切入，說明了反核運動未能成功改變核能政策的原因。
安藤認為，日本的核能政策由所謂「核村」（Nuclear Village, 原子力村）所主導，這是一個由官僚、產業界、媒體與金融界組成的強大網絡，推動核能作為經濟增長的核心策略。核村內部分為兩個主要階段：在研究與開發階段，由科學技術廳及地方核能研究機構負責技術突破；而在商業運營階段，則由通產省（今「經濟產業省」）及大型電力公司和製造企業主導，負責擴展核能基礎設施。核村內的利益相關者共同信奉發展主義意識形態（developmentalist ideologies），認為核能發展對於實現國家繁榮不可或缺。
在 1986 年車諾比核災之後，日本的反核運動達到了歷史高峰。女性在這一時期的參與尤其突出，她們在地方層面通過檢測食品中的放射性污染、組織生活合作社等行動推動了社區對核能風險的關注。然而，這些行動多局限於地方，未能形成全國性的政治影響力。同時，媒體在車諾比核災後開始大量報導核能議題，引發了更多民眾關注，並促成了大規模的抗議活動，如在東京舉行的反核遊行，吸引了超過 2 萬人參加。此外，直接行動（direct action）也成為抗議的重要形式，全國多地的核電廠都曾是抗議的現場。然而，這些行動往往因缺乏國家層面的政治聯繫而未能持久。
安藤點出反核運動在發展中面臨多重局限，首先，性別規範（gender norm）的限制使得許多女性抗議者無法將精力投入到全國性的政治參與中。運動與主要政黨之間的斷裂也導致行動缺乏政治支持。1990 年代，日本社會黨（JSP, Japan Socialist Party）的勢力下降，民主黨對核能政策態度曖昧，進一步削弱了運動的力量。同時，核村內部利用媒體策略壓制了反核聲音，電力公司加大公關廣告投入，透過聘請名人和製作宣傳片改善核能形象。此外，法律與警察的打壓對抗議行動的持續性造成了嚴重影響，並通過媒體塑造激進運動者的負面形象，進一步降低了公眾參與的意願。
安藤進而提出「促進社會改革的低效率」問題，他認為即便反核運動者在基層表現得非常活躍，但他們的努力往往無法轉化為公共領域和政治機構中的實質性改變。福島核災後，社會對核能的質疑達到新的高峰，但仍未能改變日本的核能政策結構。安藤指出，民主黨政府依賴電力產業相關工會的支持，在核能政策改革上無法做出重大突破。同時，儘管媒體揭露了核村內部的腐敗問題，但公眾對直接抗爭行動的參與度依然低迷，這限制了運動的政治影響力。
安藤認為，日本反核運動在車諾比核災後經歷了重要的發展，尤其是在女性參與、媒體變化與直接行動方面，成功提升了社會大眾對核能風險的關注。然而，由於性別規範、缺乏政治聯繫及核村的媒體壓制，運動未能對核能政策形成有效挑戰。福島核災後，儘管公共輿論和司法裁決有所轉變，但反核運動依然難以在政治層面上實現重大突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