講題：Queer Politics of the Wounded: Reparation Work and Queer Youth Activism in South Korea
講者： Minwoo Jung (Assistant Professor of Sociology, Loyola University Chicago)
主持人：梁晨（台大社會系助理教授）
時間：2025/09/25（四） 12:30-14:00
地點：台大社會與社工系館 R319
演講語言：英語
紀錄人：陳涵紀（台灣大學社研所碩士班）
本次演講者為 Loyola University Chicago 社會系助理教授 Minwoo Jung。演講內容聚焦在酷兒群體所受的社會性結構傷害及其修復可能。藉著提出「修復工作」的概念，並將研究置於當代南韓 LGBTQ+ 學生運動的脈絡中，Jung以具體案例指出修復工作作為社會正義運動與酷兒青年政治的一環，創造出了新的理論視角。
在演講開頭，Jung 以首爾地鐵站曾懸掛的酷兒友善布條為引言，說明布條先被匿名者割裂、再由行動者以設計與貼紙「修補」的過程，如何成為理解南韓酷兒政治的起點。Jung 指出，這種「被破壞、再修復」的循環，在南韓各類爭議事件中屢見不鮮，突顯酷兒群體在日常中遭遇的傷害與回應方式。
由此案例出發，Jung 提問：長期承受結構性傷害的社群如何面對社會創傷（social wounds）並成為政治主體？以及如何在不沉溺於哀痛與怨懟的路徑下，發展出一種「受傷者的酷兒政治」？
Jung 接著鋪陳他的理論脈絡。他將「傷害（wounds）」視為理解權力與不平等的濾鏡：傷害可能來自身體暴力或創傷性事件，以及象徵性暴力帶來的情感傷害。這既是個體經驗，也可以是種集體經驗；在緩慢的累積下，可能侵蝕個人和群體的希望、彼此之間的連帶和能力。不過，傷害也能揭示造成傷害和不公義的權力動態和不平等狀態。相較於僅把被傷者想像為怨懟的「受害身份」，Jung 主張轉向「加害—受傷—修復」的動態，關注「傷害的作為」(acts of wounding) 與「傷害的結構」(structures of wounding)，並追問：被長期傷害界定的群體，如何將傷口轉化為政治能動性？「修復工作（reparation work）」正是這種轉化的可能：不是抹去傷口，而是帶著傷痛活著，藉著集體行動，在多重時間尺度上進行修補。
在實際案例中，Jung 聚焦在南韓的酷兒青年與校園政治。他指出，在韓國研究與公共論述中，「青年」常被想像為民族國家建構過程中的象徵性主體，且都被預設為異性戀男性，女性與酷兒常被排除在「青年政治」之外。Jung 追溯南韓同志運動早期歷程，指出「青年性」其實始終在場：1990 年代的首個同志社團由大學生發起；校園課本中的同性戀污名曾引發學生抗議；政府早期對同志網路的審查，也以「保護青少年」為名。可見青年議題自運動開始便居於核心，但經常未被充分討論。
Jung 進一步說明近年的校園情境。雖然大學提供了密集的人際與時間資源，使學生較容易投入動員，但校園同時也是一個充滿「致傷」機制的空間：同志議題罕見於課程；師生的恐同言行被容忍；同志社團的註冊與活動空間時常遭到否決或刁難；迎新季懸掛的彩虹布條與海報則頻頻被撕毀與破壞。Jung 指出，正是在這種壓力下，2014 年成立的全國性大學酷兒社團聯盟 QUV 得以跨校分享經驗並共同因應對 LGBTQ+ 學生的挑戰，以此獲得養分，持續發展茁壯。
Jung 接著以一個具有象徵性的「OK 繃行動」（Band-Aid Campaign）來具體說明「修復工作」如何可能。在許多校園中發生 LGBTQ+ 群體的彩虹迎新布條頻繁被切割、破壞後，學生們沒有選擇直接把海報重印，而是號召路過的同學把 OK 繃貼在被切開的裂口上。該布條在兩日之內被貼了 500 多個 OK 蹦，布條被「修補」並重新具備可讀性，但裂痕仍清晰可見，傷害因此被留存成為集體記憶的一部分：提醒人們暴力曾經發生，但同時這些傷口痕跡也見證了集體的修復勞動。
Jung 也談到「集體出櫃與政治現身」如何成為修復工作的一環。2014 年，青年行動者曾佔領首爾市政廳，要求在人權宣言中納入性傾向論述。該行動中，許多參與者首次不遮掩臉孔站上街頭，將個體的可視性轉化為政治主體性；2015 年，首爾大學公開出櫃的女同志當選學生會會長，隨後許多大學也相繼出現酷兒學生領袖。Jung 指出，這些領導者不只為同志權益發聲，也推動校園人權中心、性別友善等制度建置，藉由「露臉（have a face）」的公共參與，填補了酷兒長期在政治領域「無臉（faceless）」的處境。
然而，Jung 也強調，修復「傷害的結構」的過程並非一帆風順：軍中以交友軟體追捕男同志從軍者、跨性別女軍士遭不當退伍、年輕遊行者遭受肢體暴力、跨性別新生遭網路暴力等事件，仍持續發生。同時，校園新自由主義化壓縮公共性與學生政治；行動者畢業後面臨就業困難與技能斷裂。2021 年，QUV 因疫情和財務困境而解散，由舊成員另新成立的酷兒青年團體 Dawoom 仍堅持強調要對抗酷兒青年在主流政治論述與運動體系內的「雙重消失」，並強調「一個不再有歧視和仇恨的新時代正在悄悄來臨。它或許來得緩慢，但卻是清晰、穩定、持久的。」
最後，Jung 總結他的研究：「修復工作」重構了青年與政治的關係：修復不僅僅是象徵或一次性的制度補償，而是酷兒青年在日常投入的象徵、情感與物質勞動中，透過實踐而在過去／現在／未來的多重時間中，與傷痛持續交涉。他的研究也酷兒化（queering）了「異性戀常規的青年形象」，將過去青年「被視為國家命運、經濟生產力或社會危機的象徵」轉變為「既受傷、但也具政治能動」的主體。另一方面，他也將分析重心由個體痛苦轉向集體抵抗，挑戰西方自由主義下的個體化的傷痛與療癒模式，並把酷兒青年置於集體抵抗與更廣泛社會轉型中，關鍵政治行動者的位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