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大社會系演講系列：講座速記】
講題：Queer Resistance: Contesting State, Family and Inequality
講者：Susanne Choi (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教授暨性別研究中心聯席主任)
主持人：呂青湖（台大社會系教授）
時間： 2026/6/11（四）12:30-14:00
地點：台大社會與社工系館R401
紀錄人：陳涵紀
本次演講者 Susanne Choi（蔡玉萍）為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教授暨性別研究中心聯席主任。本次演講為她即將出版之專著《Queer Resistance: Contesting State, Family, and Inequality in Post-Socialist China》的部分內容。
Choi 首先解釋，新著作的書封並置的兩個畫面：2015年女權活動人士李婷婷與伴侶在北京的高調婚禮，以及2018年上海驕傲節一名中學生「唯有考上頂尖大學、取得資本才敢出櫃」的心聲，分別代表著組織化與日常個人化的抵抗。Choi藉此引出全書核心：這些抵抗都鑲嵌於變動中的國家、家庭權力與日益擴大的不平等之中。
Choi 接著分享四個生命故事：出身北京上層中產、在紐約讀書的 Caihong 十三歲便向父母出櫃，父母雖未苛責，仍提醒她留意校方與政府可能的介入；來自中部小鎮、僅有中學學歷的 Zhenzhu 在出櫃後被父母逼婚，與一名男同志締結形式婚姻並育有一女，離婚後成為單親母親，最終獲父母接納與支持；上海的 Chang 與男友靠父母資助赴北美留學、購屋並登記同性婚姻，出櫃後亦獲接受；四十多歲、來自農村的 Jun 則已離婚並育有兩名成年子女，長期與多名同性伴侶往來卻從未向異性戀者出櫃，也不打算再婚。Choi指出，這些在數十年前難以想像的人生軌跡，反映出 LGBTQ+ 新近取得的自主性與日益增加的可見性。
Choi 說明 LGBTQ+ 在中共政權下各階段的處境：1949 年中共建政後將同性戀視為西方資產階級的頹廢並從公共論述中抹除，文化大革命期間嚴懲同性性行為，1979 至 1997 年間更以流氓罪逮捕男同志。這些使得社會主義中國成為全球最大的「衣櫃」，估計約有七千萬非異性戀者過著隱密、孤立、偽裝為異性戀的生活，與異性戀者結婚一度是多數人的唯一選項。她以她的研究說明如今的轉變：在她的 187 位受訪者中，其中 83% 對部分異性戀友人或同事公開身分，55% 對家人公開，僅 5% 完全不出櫃，受訪者中除了 8 人以外，都反對與異性戀者結婚；這與聯合國開發計劃署（UNDP）2015 年近兩萬人的調查一致：與異性戀者結婚的比例隨世代大幅下降。但她也提醒，這些進步在階級、性別與城鄉之間並不均質。
Choi 表示，本書希望同時回應西方與華人學界的理論辯論。她指出，Giddens 等現代化理論強調自主、個體化與親密關係的民主化，卻往往以西方經驗為本、預設線性的進步階段，未必能解釋非西方社會。她主張中國的個體化路徑截然不同：西方是把個人從家庭抽離、再納入福利國家；中國則因國家自經濟改革後福利供給減少，加上就業與住房競爭激烈，使家庭成為最後的安全網。她因此認為西方著重「選擇的家庭」（chosen family）、忽略原生家庭的取向並不適用於中國；她也反省過往研究過度強調家庭的壓迫面，忽略家庭同樣可能賦能（enabling），以及父母態度與資源日趨多樣。她並提到，因應擴大的貧富差距與多元（如：自由派）的父母，書中新增了「父母主動走進衣櫃」（parents coming in）的性傾向公開模式，即由父母主動察覺並表達對孩子 LGBTQ+ 身份的接納。
Choi 隨後說明全書的資料與五種分析取徑。除 187 個訪談外，研究還結合問卷調查、民族誌與網路檔案研究，並刻意納入女性、農村、無大學學歷及海外與本地學歷者，以凸顯社會階級此一核心面向；五種取徑分別為多時間維度、多領域、結構與能動、異性戀—同性戀連動及交織性。她發現中國的 LGBTQ+ 組織在高壓下仍具韌性，2014 年仍有逾兩百個組織，但社群內部也高度階層化、充滿歧視。她指出中國模式的個體化將自我安置於親屬結構與關係倫理之中，許多決定與其說關乎自身的「身分」，不如說關乎「關係」。受訪者表示他們既要自主，也想維繫家庭和諧與父母支持，這與他們多為獨生子女（only child）且親子間情感連結深厚有著密切相關。在親密關係上，年輕世代既挑戰異性戀腳本，也再製性別化分工，呈現轉化與再製並存的複雜協商樣貌。
在結論部分，Choi 說明，許多日常抵抗往往局部而片面，並未展現集體性或組織性，但她主張在威權脈絡下，維繫自主空間與抵抗的文化語言至關重要，因此即使局部的抵抗也可能凝聚成具團結潛力的社群、產生實際影響。在問答環節中，她進一步說明，這些抵抗主要針對的是「異性戀婚姻」而非生育，因其受訪者中不少人已有或仍想要子女，真正反對生育者僅佔少數。她並依社會階級歸納出不同的日常抵抗策略：上層中產傾向以出國遷移為基本策略，先在海外累積成功與資本、選擇對同志友善的城市，再向父母出櫃；中產與勞動階級則訴諸「展演式異性戀」（performative heterosexuality），包括形式婚姻或假裝異性戀約會，而難以覓得形式婚姻對象的農村勞動階級男性，則上演反覆相親失敗的戲碼並設法拖延，直到超過父母心中的適婚年齡，婚姻壓力自然消退；此外，他們也利用異性戀規範當中的裂縫，援引離婚、頂客族與成功單身者增多的現象，向父母證明單身已成趨勢。
Choi 並坦言，全書最令她著迷的其實是支配與權力，尤其是中國國家的調適能力策略。它不僅靠強制的權威，也靠看似仁慈的政策鞏固正當性；同樣地，家庭往往也以真實付出的「愛」對個體施壓，使抵抗格外艱難。她最後指出，國家推動經濟改革時未預見其對親密生活的衝擊，但如今面對低生育危機，正須處理此一非預期後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