講題：RCA、示範工廠、台積電：一段半導體的跨國科技史
講者：黃令名(中山醫學大學醫學社會暨社會工作學系助理教授)
主持人：柯志哲（台大社會系教授）
時間：2025/4/24（四） 12:30-14:00（前三十位入場報到聽眾可領取餐盒一份，敬請準時入座）
地點：台大社會與社工系館R319
演講語言：中文
紀錄人：陳涵紀（台灣大學社研所碩士班）
本次演講主講人為中山醫學大學醫學社會暨社會工作學系助理教授黃令名。黃令名指出，即便台灣的半導體產業近年因晶片地緣政治議題及全球產業鍊而受到極大的關注與討論，但台灣早年建立半導體產業的歷史卻少有系統性的敘述與分析，尤其是缺少半導體科技是如何建構、如何在台灣落地生根的技術史視角，以致於在討論現今台灣半導體產業時，產生不少誤解。這場演講透過跨國科技史（transnational history of technology）的觀點，從關鍵人物的口述歷史、工研院的技術文件、檔案資料，分析其中的技術選擇、策略擬定與技術實踐，探究台灣半導體產業的身世之謎。
► 研究緣起
黃令名指出，儘管近年來媒體與政策對半導體議題討論熱烈，學界及社會對台灣半導體產業如何從無到有的歷史卻缺乏系統性認識。他表示，今日人們提起台積電，往往將其視為神話般的存在，如「護國神山」，但這樣的印象常被簡化為張忠謀的遠見、台灣工程師的奴性與高學歷，或舉國體制的孤注一擲。他認為這些說法雖不全然錯誤，卻也未能深入探究更為複雜的歷史過程。基於此，他希望透過跨國科技史的視角，補足既有敘事中的空白，並對這段科技實踐的歷史提出更全面的分析。
► 發展型國家與產業社會學的侷限：忽略技術實踐軌跡
黃令名分析過去兩種主流的科技發展理論，一是「發展型國家」路線，主張國家在東亞經濟奇蹟中扮演關鍵角色，透過國家機器的政策介入與資源集中來促成產業崛起；二是「產業社會學」的研究取徑，強調台灣中小企業之間的網絡關係、人際連結與社會結構如何促進產業創新。這兩種路線分別從國家與社會出發，都有助於理解台灣科技產業的形成過程。但他也指出，這些論述往往忽略了技術本身的選擇與落地實踐，忽略了 1970 年代台灣在導入特定技術時所面對的抉擇與判斷。正是這些技術上的細節，才讓科技得以真正「落地」，發展成台灣當前的半導體產業基礎。因此，他主張需要從科技史的角度，重視技術實踐過程中的判斷與行動，才能真正理解科技如何轉化為產業實力。
► 跨國科技史的分析觀點
黃令名說明，他的研究建基於「跨國科技史」的分析框架，該觀點批判過去將技術發展以現代化線性模型解釋為自然而然擴散的看法。他指出，科技的跨境流動其實受到國家政策、法規管制與產業資本的密切影響。例如美國透過出口管制、簽證限制等手段阻止某些技術流入特定國家。除此之外，科技的傳播與落地往往透過一群特殊角色實現，他稱這些人為「跨國行動者」。他以RCA 計畫當中的潘文淵等人為例，指出當時許多科技菁英原先雖多在美國留學、工作，但後來卻深度參與台灣科技建設，他們傳遞技術，在台美科技制度之間搭建橋樑，協助國家理解、引進並落實特定技術方案，是科技發展中極關鍵的角色。
► 台灣半導體政策起點
黃令名回溯台灣半導體政策起點至 1966 年，由費驊、潘文淵等人召開的「近代工程技術討論會」，主要目的是向國民黨政府的技術官僚介紹美國最新科技發展。許多日後主導 RCA 計畫的要角如潘文淵、羅无念、凌宏璋等，皆活躍於此。1973年，蔣經國希望台灣能在科技上尋求突破，這被技術官僚理解為政治命令。於是，方賢齊與潘文淵展開一系列非正式會談，後來更與其他政府要員一同詳細討論如何為台灣尋找可行的科技發展方向。他們最終決定從電子錶出發，作為台灣進入積體電路領域的切入點，因為其具有市場潛力、加工基礎，也便於切入技術轉移。
► RCA 示範工廠與跨國技術轉移
黃令名強調，RCA 示範工廠是台灣第一次以系統化方式進行半導體技術轉移的嘗試。潘文淵組織「美洲技術顧問團」（Technical Advisory Committee，TAC），成員包括美國 RCA、貝爾實驗室與多所大學的資深工程師。他們肩負選擇技術與移轉對象的重任，面對的是一項艱難的選擇：大公司雖然技術領先但不願技轉，小公司願意合作但卻技術有限。最終台灣選擇 RCA 為合作對象，導入當時並非業界主流的 CMOS 技術，並由工研院設置示範工廠，進行製程技術內化與人才培訓。該工廠不僅是技術轉移的核心，也成為後來台灣半導體業技術的重要基礎。黃令名特別指出，許多 TAC 成員雖具備美國公民身份，卻在書信及公文中自述他們願意「為祖國服務」，形成「一群美國人在為台灣的科技及產業未來著想」的現象，顯示這些「跨國科技行動者」的混合政治認同。
► 「線性模型」與「科技現實主義」的意識形態爭論
儘管 RCA 計畫後來卓有成效，初期卻引發不少政策與學界反彈。國科會與部分旅美科學家即質疑政府為何親自「蓋工廠」，這種反對觀點象徵的是「線性模型」的假設：認為政府應該著重支持基礎科學研究，而非親自執行技術應用。然而，黃令名指出，科技史的相關研究已多次證明線性模型並不符合實情，技術發展從來不是自然進程，而是政策選擇、組織資源與行動者實踐交織的結果。因此，他認為 RCA 示範工廠正是對線性模型的成功挑戰，展示了科技政策實踐的科技現實主義。
► 被忽略的角色：女性與半導體良率
在講述科技史之際，黃令名也關注那些被主流敘事忽略的勞動主體。他特別指出，雖然半導體發展史常聚焦於「直男」工程師與決策者，但真正影響晶片品質的關鍵在於「良率」，而良率往往仰賴一線作業員的細緻操作。這些作業員多為女性，自加工出口區時期起即構成台灣電子產業的勞動基礎。這些女性作業員使得 RCA 示範工廠成立初期時的晶圓製造良率遠超乎 RCA 公司的預期。另外，從個人層面而言，潘文淵的夫人沈文燦當時決定放棄教職，與潘文淵一同在美國及台灣之間奔波、找尋技術人才，也對台灣高科技發展做出貢獻。黃令名強調，這些女性的參與與犧牲，是構成台灣科技地位不可或缺的一環，不應被忽略。
► 從 VLSI 計畫到台積電
RCA 示範工廠奠定技術基礎後，台灣於 1980 年代啟動「超大型積體電路技術發展計畫」（VLSI 計畫），預算規模為 RCA 計畫的四倍以上，目標為進一步尋求晶圓技術突破。這一計畫不僅帶來技術升級，也形成後來專業審查制度的雛型。更關鍵的是，VLSI 計畫引進美國計算機科學家 Carver Mead 提出的「晶圓代工」（foundry）概念：設計與製造可以分離，設計公司不需自建晶圓廠。這一模式起初在美國不被採納，卻在台灣找到嘗試的機會：即 RCA 示範工廠的晶圓代工模式。承接此模式，在台積電創立以前，張忠謀便決定台積電應該走向專業代工並瞄準全球市場，而非只鎖定台灣內部市場。
► 打造台灣公司：行動者的邊界協商
黃令名特別強調張忠謀在與台積電初期投資者荷蘭飛利浦公司協商股權的過程中所做出的貢獻：張忠謀說服飛利浦公司放棄執行台積電的股票選擇權，避免台積電變成「荷商」，使台積電成為一家真正意義上的「台灣公司」。透過這樣的邊界協商，台積電才能持續培育台籍工程師和作業員，維持絕佳的製造良率以具備國際競爭力。
► 總結
黃令名最後總結，若我們將台灣半導體的成功歸因於個人天才或政策神蹟，將會忽略技術實踐歷程當中參與的眾多跨國科技行動者。這些行動者讓發展型國家的政策能夠與在地產業網絡「耦合」，也才使得台灣在全球 IC 產業於 1980 年代的變局中，找到獨特的定位，這也使得台灣眾多圍繞在積體電路產業上下游的產業跟著蓬勃發展。
他也補充，台灣的科技產業尚有許多待研究的課題，包括：台灣的晶圓代工如何成為「完全體」、返台的「海外學人」的軌跡、IC 設計產業、封裝測試的技術史等，都有賴研究者們未來共同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