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大社會系演講系列：講座速記】
講題：成為「新二代」：多元文化與地緣政治下的跨國婚姻子女
講者：藍佩嘉（台大社會系特聘教授）
主持人：呂青湖（台大社會系教授）
時間：2025/10/23（四） 12:30-14:00
地點：台大社會與社工系館 R319
紀錄人：陳涵紀
演講語言：中文
本次演講者為台大社會系特聘教授藍佩嘉。本次演講內容聚焦在藍佩嘉的新書《成為「新二代」：多元文化與地緣政治下的跨國婚姻子女》的內容，關注在台成長的移民二代子女，如何在臺灣政策轉向與地緣政治緊張關係的夾縫中形成認同、被貼標籤、又以行動回應。他們如何發展不同方式管理族群身分，並協商「臺灣人」與移民背景之間的界線，又因為哪些社會因素而形構不同的認同策略？
藍佩嘉首先說明，其研究的出發點源於觀察到社會對跨國婚姻子女稱謂的轉變，從 2003 年天下雜誌所使用的「新台灣之子」，反映出當時社會對新移民潮造成台灣人口組成變化的憂慮，到「新南向政策」實施後，逐漸改稱為「新二代」，首次以較正面的方式認可其移民背景。她指出，過去的研究多半將他們視為被照顧的對象，然而，出生於 2003 年前後高峰期的這代人如今已屆成年或就讀大學，因此她希望能了解他們成年後如何看待自身認同。此研究結合了政策統計檔案分析、三大報的詞頻分析，以及對 61 位二代和 15 位新移民母親的深入訪談。
接著，藍佩嘉闡釋了書名《成為「新二代」》的雙重意涵。她強調書名中的「新二代」之所以加上引號，首先是為了點出官方定義的侷限性。依據內政部的定義，「新二代」是指子女出生時，父母一方為有戶籍的台灣國民，另一方則否，但這實際上僅涵蓋了跨國婚姻的子女，而排除了父母雙方皆為新移民的子女。然而，不論是「新二代」或「新移民子女」，其內部都存在高度的異質性，例如母親的來源國、家庭社經地位與移動經歷等。其次，引號也突顯出「新二代」是一個由國家政策所定義的外部標籤。受訪者對此標籤的感受相當分歧，許多人覺得這與自己無關，或認為這個詞彙將他們與台灣人區分開來。藍佩嘉提到，「新二代」身份在台灣社會是相對隱性的，不易從外貌或姓名辨識，尤其當父親為台灣人時。同時，許多子女因缺乏傳承母親「族裔資本」（母語及文化）的環境，而對此身份感到疏離。藍佩嘉也觀察到，許多母親來自中國大陸的受訪者會反問「我算新二代嗎？」，認為該詞彙主要指涉的是東南亞背景者，這反映出地緣政治背景的深刻影響。藍佩嘉進一步說明，「成為」（Becoming）一詞具有多重意義。一方面，這些背景各異的二代子女，因為政策與結構等外部因素，被歸類在同一個社會位置，才因此共享著相似的成長經驗。另一方面，他們也並非被動的被照顧者，而是具有創造力與反身性的行動主體，會在日常生活中發展出不同的策略來管理與協商其身份認同。
藍佩嘉在書中以「地緣政治多元文化體制（Geopolitical multiculturalism）」這一創新概念描述國家治理中保護移民權利和尊重多元文化的論述與政策，這些論述與政策同時也作為國家發展與地緣政治的策略。例如 2016 年實施的「新南向政策」便是一例，該政策雖以經貿外交為主要目的，卻意外地讓來自東南亞的新移民及其子女成為某種程度上的「意外受惠者」，他們被媒體或政治人物譽為「南向小尖兵」或「新南向種子」。在這樣的體制下，不同背景的二代面臨截然不同的處境。她指出，台灣東南亞二代因此獲得了某種「多元文化紅利」，讓雙文化認同成為一種可以被接受甚至被鼓勵的「附加的認同模式」。相對地，台灣中國二代則難以享受類似的紅利，反而因兩岸的政治對立與緊張關係，承受著她所稱的「地緣政治污名」。這種污名源於文化語言的親近性與政治上的對立性之間的矛盾，使得相似之處反被視為潛在的危險，如滲透或國安破口。
接著，為回應主要的研究問題之一：「婚姻移民子女如何發展不同方式管理族群身分，並協商『臺灣人』與移民背景之間的界線？哪些社會因素形構不同的認同策略？」藍佩嘉以「界線（Boundary）」概念歸納出二代子女所採取的四種主要認同策略：
第一種是「認同多數、強化界線」（Majority identity / Boundary enforcement），這是她在訪談中最普遍發現的傾向。採取此策略者會強調「我媽是越南人，我是台灣人」，明確劃分台灣人與外國人的界線。藍佩嘉分析，對認同議題較無感，或是在成長過程中因移民背景遭受霸凌、排斥而特別敏感的人，都可能傾向此策略，視其為一種「防禦性認同」。在此策略下，又可細分為兩種模式：一種是「公民模式」的國家認同，強調只要在台灣長大、持有身分證、遵守法律，就是台灣人，二代子女藉此將已取得公民身份的母親也納入「台灣人」的範疇；另一種則是「族群模式」的國家認同，部分台灣中國二代會透過努力學習台語、當「支語小警察」等方式，來證明自己對台灣的文化忠誠及自己的台灣人身份，以洗刷被貼上的負面標籤（如：中配子女是在統戰，以假結婚洗血統）。
第二種策略是「雙文化認同、擴展界線」（Biculturalism / Boundary expansion）。這主要體現在台灣東南亞二代身上，尤其在新南向政策的鼓勵下，他們開始將雙重文化背景視為一種「語言優勢」或個人亮點，進而發展出「我是台灣人，也是越南人」的認同模式。藍佩嘉稱此為「新自由主義多元文化（Neoliberal multiculturalism）」的體現，即多元文化被賦予了工具性的價值。這種策略特別在升學、申請獎學金或個人品牌塑造上，成為一種可被動員的資本。然而，這種「身份紅利」也帶來了預期外的困難。受訪者提到，他們常被期待「表演弱勢」或扮演「文化樣板」，例如扮演一個可憐的、被霸凌的學生，或者在特定頒獎情境中特意展演東南亞文化。另外，二代也可能面臨資源分配不均的問題，即資源往往集中在家庭社經地位較佳、學業表現優異的「非典型」新二代身上，而那些鄉下學校的二代學生則感到難以獲取資源。此外，許多二代也感受到「冒牌者效應」，一方面在成就上擔心配不上透過特殊管道入學的頂大光環，另一方面在文化上，則因自身母語能力與文化掌握不足而覺得自己並不是一個「典型的新二代子女」。
第三種策略是「調整尺度、軟化界線」（Rescaling / Boundary softening），這主要是部分台灣中國二代用以應對地緣政治污名的獨特方式。藍佩嘉指出，通常是家庭社經地位較高、與中國親戚聯繫頻繁，或母親來自中國較發達地區的子女，較傾向採用此策略。他們試圖軟化台灣人與中國人之間充滿衝突的界線，做法是透過尺度的調整，將「中國認同」去政治化。其中一種方式是「向下調節」（Scaling down），將認同從國家層次降低到地方的城市或省份，例如強調自己認同的是作為童年記憶所在的「蘇州」，而非作為政治實體的「整體中國」。另一種方式則是「向上提升」（Scaling up），將認同提升至超越國家的文化層次，例如宣稱自己是「漢人」，藉此迴避直接的國家認同衝突。
第四種策略是「區辨差異、收縮界線」（Differentiation / Boundary contraction）。藍佩嘉表示，這與其說是二代的個人策略，不如說是外部制度性力量所造成的結果，反映了地緣政治多元文化體制劃出的邊界。此類群體主要是處境最為弱勢的「一點五代」或海歸子女，特別是低社經地位者：因父母婚姻破裂隨母親返鄉者、非婚生子女，或母親於前段婚姻所生的子女。他們面臨著語言障礙、教育銜接困難以及最關鍵的公民身份問題。藍佩嘉強調，這體現出地緣政治多元文化體制的隱含邊界，即「新二代必須先是台灣人，才能附加父系的雙文化」。因此，這群子女即便在文化和語言上最接近「新南向政策」所尋求的人才，卻常因制度門檻而被排除在外。即使他們最終歸化成為台灣公民，也可能因為口音或背景，在日常生活中滑落出「歸化 / 同化的台灣公民」的邊界，而被標籤為「永遠的外國人」。
最後，藍佩嘉總結了影響二代認同形塑的幾個關鍵社會因素，包括鉅觀的多元文化政策與地緣政治脈絡、移民母親的族群背景（東南亞 vs. 中國）、二代子女自身的階級位置（家庭社經地位與子女的教育程度）、二代子女的遷移路徑與跨國連結，以及親子情感與社群連帶。她也提醒，即便她將認同策略分成四類，但個體的認同並非固定不變，而會隨著不同生命階段與社會情境而展演、轉換。基於這些研究發現，藍佩嘉提出了對台灣未來的四點啟示：第一，應看見新移民與新二代所展現的社會韌性，視他們為國家永續發展的資產而非負債。第二，應更廣泛地界定「新二代」，並正視其內部的差異與不平等，避免資源分配上的標籤化與過度集中。第三，在兩岸地緣政治的陰影下，社會需要學習區辨中國背景的多重層次，將中國新移民及其子女視為台灣生命共同體的一份子。第四，「多元文化」與「移民國家」不應只是政治口號，而需落實在日常生活中，肯認移民社群的文化權利與草根力量，才能真正讓文化傳承成為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