講題：「非驢非馬」值得被視為一個社會學現象嗎？初探「科技與現代東亞的歷史共構」
講者：雷祥麟（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兼所長）
主持人：吳嘉苓（台大社會系教授兼系主任）時間：2024/5/2（四）12:30-14:00
地點：台大社會與社工系館R319記錄人：黃科量（臺灣大學社研所博士班）
本場講座的主講者是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的研究員兼所長雷祥麟老師，他介紹了最新出版的中文專書《非驢非馬：中醫、西醫與現代中國的相互形塑》。雷老師首先提出本書核心的研究問題：「中醫如何在半個世紀之內，由現代性的死敵轉化為中國探索其現代性最具體的象徵與工具？」雷老師接著闡明研究的經驗謎題：「從19世紀以來，東亞各國關於自然現象的所有傳統知識幾乎都被科學所取代，僅剩下少數傳統醫療依然存在至今，甚至反向傳播到世界各地，這是什麼樣的歷史過程造成了這一奇特現象？」
雷祥麟老師以孫中山在北京協和醫院辭世的故事說明了中醫地位的轉變。他指出，在孫中山臨終之際，中醫被視為現代性的對立面，但五十年後在同一所醫院，中醫卻成為了一種向全球宣示的訊息：中國發展出了一種與眾不同的醫學及現代性。
雷祥麟老師引用了傅斯年的觀點來解釋當時人們如何界定現代性。現代性具有五個特徵：一是普世趨同，即認為使用中醫的人是不同的人類；二是所謂的不同是指文明發展的滯後；三是不同之間存在斷裂，而不需要與中醫進行交流；四是現代性由科學所界定，因此具有高度的規範性，並決定了進步的方向，其他方向都被認為缺乏價值。
雷祥麟老師提到國民政府在1930年代仿效日本廢止中醫，卻意外促使中醫團體團結反抗。他們在上海召開了為期三天的會議，討論了一百多個議題。這場抗爭徹底改變了中醫的發展軌跡。中醫團體不僅擋下了法案，還積極要求國家介入，頒發醫師執照並建立中醫學校。他們自稱為「國醫」，以此與國家建立更緊密的聯繫。而3月17日因國家威脅而引發抗爭的這一天，後來被定為「國醫節」。雷祥麟老師指出，這個故事與國家壓制中醫或強調專業自主性的觀點不同，中醫並非反抗國家，而是尋求與國家緊密合作。這些中醫團體看到了集體行動的潛力，若抗爭成功，就有可能像西醫一樣獲得社會地位，獲得國家的認可，形成一種與國家結盟的新中醫的願景。
雷祥麟老師提及，一位博士論文的口試委員給了他一些建議，建議他採取科學史的研究方向，而不是討論國家的角色或中醫的象徵體系。因此，他的論文第一章的分析內容是關於1943年常山治瘧的初步研究報告書。這份報告書推動了有關中醫療效的論辯超越了文化民族主義，找到了科學證據來支持其療效。
新中醫的形成涉及兩個歷史過程。雷祥麟老師指出，一方面涉及到國家、專業、利益、意識形態以及文化民族主義。這種國家社會學的分析框架可以描述中醫師如何產生了與國家結合的願景，以爭取國醫的地位。另一方面，則是涉及科學研究的部分，包括實驗室中的實踐、創新，以及科學與他者的關係。
雷祥麟老師介紹了「中醫科學化」的過程。他指出，國民政府的合法性建立在現代性的基礎之上，因此不能支持前現代的中醫。中醫團體抗爭結束後，國家創造了「中醫科學化」的詞彙，作為一種政府宣告的停戰協議。雷老師提醒，若康有為主張的立孔教為國教的倡議實現，國家的立足點就會有所不同。但由於國民政府倡導的是倫理、民主和科學，因此提出了當時相對空泛的「中醫科學化」詞彙，以便暫時獲得對中醫持不同觀點的團體的接受。此外，國民政府成立國醫館的舉措將中醫打造為世界醫學的一部分，不再將其視為科學和現代性的對立面。
雷祥麟老師指出，中國科學化引發了許多論爭，包括第一類主張中國不需要科學化；第二類主張中醫可以科學化；第三類主張中醫無法科學化。值得注意的是第三類主張，他們認為中醫一旦科學化就會喪失其特質。例如，中醫史學先驅范行准主張：「若真能科學化，則中醫二字已不能存在，所謂『中醫科學化』者，乃以科學消滅中醫之代名詞也。」他們擔心，中醫科學化反而會導致定義模糊，原本屬於前現代的中醫會被賦予科學特徵，因此將其貶抑為「非驢非馬」的雜種醫。
雷祥麟老師提出了陳果夫的故事，來說明研究設計可以作為一種政治策略。他表示，當時標準的研究方法是從生藥研究開始，進行化學分析、動物實驗、臨床應用、人工合成和結構改良。但是，在陳果夫的案例中，他首先在重慶向家中訪客提供中藥服用，然後將中藥帶到當時中央政治學校的醫務室供學生使用。當學生們也認為有效後，他們成立了一個中醫特效藥研究所，才開始邀請科學家進行研究。因此，他的研究方法的第一步是從臨床試用開始。這種方法當時被批評為違反學術倫理的「倒行逆施法」，即「54321」。然而，這種反向的研究方法卻從此深刻地影響了中醫和科學之間的關係，使得研究設計成為一種政治策略。種種這些嘗試結合傳統醫學和現代科學的努力，讓中醫逐漸透過自我創新與重組，挺過了科學霸權的挑戰而存活至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