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講者：李柏翰 台灣大學公共衛生學院（全球衛生學程） 助理教授
題目：「無為而治」？同志健康不平等與國際組織的延遲政治
主持人：吳嘉苓 臺大社會系教授
時間：2020年12月17日（四）
速記：徐連毅
感謝台大公衛李柏翰老師今天精彩的演講「「無為而治」？同志健康不平等與國際組織的延遲政治」，我們提供以下的速記給未能到場的朋友參考，也請大家繼續支持未來週四社會學的系列活動。
本週的週四社會學專題演說，邀請到法律白話文的成員、由法律專業轉往社會學研究的李柏翰教授，針對國際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以下簡稱WHO）對性少數族群健康不平等的國際組織延遲政治與不作為，進行精闢深入的介紹與分析。
李柏翰以維護和促進性少數族群健康的6.3號議案為例，分析了該案從2012年被美國、泰國共同提出後，在WHO執行委員會即受到阻擋，辯論後決定不予排入議程；以及2015年時哥倫比亞等國的重新進行非正式磋商，到2016年正式決議將該案撤出WHO議程的整個過程，藉此指出一套無為社會學（the sociology of nothing，主持人建議改稱不為社會學）的概念。為何這個議案會被反對？又為何大家都可以「忽略」其意義及容忍這種不作為？這些都涉及無為社會學。
李柏翰指出，相較於未知的弊害，在國際組織及全球治理中，無知更是一個需要被研究和探討的議題，因為國際組織中的「無知」是一種主動、策略性的作為，在一個不知情的狀況下，就無需展開行動。李認為，雖然Lukes（1974）指出權力的三面向感覺可以吻合WHO針對6.3號議案的處理流程，但WHO的運作同時包含三者、並鑲嵌在更大規模的戰後國際政治脈絡、以及WHO的科學家官僚和各國代表的互動中。
而為何要探討國際組織的無作為行為？李柏翰認為，從語言學角度出發，無標記相較有標記的話語，更有主流、正常、非特殊的意涵；而社會學、文化研究或後殖民的學術脈絡中，也早有探討不受注意和標記的族群（Brekhus 1998；Susie Scott 2019）。既然受到忽略和不作為的事情較多，那社會學就要探究，為何我們會選擇忽視或不作為，並直指結構和權力的運作和不平等機制。
而在6.3號議案送入WHO執委會前，其實有關性少數族群的健康不平等，就已經在WHO旗下的各區域委員會有所討論（美洲、歐洲、西太平洋與東南亞委員會等），雖然針對LGBTQ等性少數族群，是否真的有影響其健康的社會因素仍有爭議，但並非沒有進行討論。只是進入WHO後，各國代表和科學家官僚陷入一種缺乏（Lacking）的爭議，包含缺乏共識、缺乏定義及缺乏證據。
李柏翰分析，這些「缺乏」，都有積極與消極的面向，包含缺乏共識（積極地否認或消極的不存在）、缺乏定義（積極地不去認同自己身分的族群或消極的從未成為性少數的族群）、缺乏證據（積極地否認證據或消極的不去研究），而在這些缺乏被提出後，WHO的討論和運作就從不決策（non-decision）到決策不作為（decision to do nothing），產生了一種弔詭的科學上無知、政治上無為的雙向
因果關係及過程。
雖然WHO的祕書處有製作相關因為性少數族群身分而導致健康不平等對待的報告，但這些少數的科學證據不是被前述三個缺乏因素挑戰，就是本身有諸多限制、未納入非英文研究等；追根究柢，李柏翰認為6.3號議案未能排入議程，是性別和酷兒理論中對性傾向和認同的開放態度，和公衛與醫學對於群體的嚴謹定義要求，在國際組織的角力中產生了根本衝突所致。
但是，WHO之所以可以坦然和理所當然的不作為，也是因為WHO的制度設計、戰後國際政治原則、法律和科學的侷限所導致，這些因素本身就讓各國代表及WHO的技術官僚、科學家，可以在面對健康權與政治議題的矛盾時，透過缺乏共識、定義與證據的話術，有逃脫積極作為的空間。透過忽視性少數族群的健康問題，進而避免不作為的正當性危機。從無知（又可稱忽視，ignorance）到無為，李柏翰認為這是一套基於特定脈絡、特定設計後的制度下，對性少數族群的健康不平等有意識的忽略和忽視所致的結果。
此外，李柏翰也推測，地區NGO和在地性別運動的行動者，陷在一種全球倡議和反過來被控制的矛盾中，由於WHO如果真的成功證實、指出性少數族群有較不健康的風險和疑慮，可能會透過錯誤及片面的轉譯，讓在地政權更有工具去對付性少數，將人權、社會或文化問題簡化為衛生議題，這也是倡議和研究者應該要重視到的全球化議題與在地者行動之間拉扯的焦慮。
主持人吳嘉苓教授也於總結時評析，李柏翰教授的研究重要展現幾個台灣較少研究的特點，包含對LGBTQ等性少數族群的健康關心和探究、WHO等國際組織的治理與運作之實況、不為和無知社會學的概念提出和初步探討等，是近期社會學比較少研究、也相當重要的跨領域知識，也期勉與會的研究生可以往此方向投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