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講者：戴擁浩Adam Chen-Dedman（墨爾本大學文化研究博士候選人）
題目：同志主權：臺灣同志運動裡的中國因素與國家認同
評論人：劉文（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助研究員）
主持人：何明修（臺灣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時間：2022年10月27日（四）12:30-14:00
速記人：陳韋宏（臺灣大學社研所博士班）
備註：演講主要使用英文，演講摘錄由速記人翻譯
本週末即將迎來第20屆臺灣同志遊行，戴擁浩相當適時地在台大社會系帶來他長期關注台灣同志遊行與同志運動的研究成果。相對於西方酷兒研究對國族主義相當警醒、甚至排斥的態度，為什麼台灣的同志運動看起來與國族運動的關係卻這麼近？
戴擁浩的問題意識，來自於他多元文化的情境位置（positionality）。戴擁浩雖然在美國長大，身邊有相當多日裔同學，後來也到日本、泰國。在泰國工作多年的他，歷經過兩次泰國軍事政變（coup d’etat）。2014年，泰國軍方甚至直接到工作地點，帶走他的同事與朋友。這樣的經歷，對他而言無疑是場震撼教育，開啟了他的「政治覺醒」。這也讓他相當關注到同一時期同樣發生於亞洲的太陽花學運。
他指出，雖然軍事政變與太陽花學運發生在同一年，但泰國與台灣的情況截然相反：當軍方直入泰國校園抓捕學生時，台灣學生卻正佔領著立法院。
這樣的時代背景，催生了他的研究，想要探究國族主義如何與同志主權（Tongzhi Sovereignty）相互構連（articulation）。而台灣這種「爭議中的國家」（contested state）境況，更能勾勒出國族主義與同志運動之間緊密的關係。
他提出三組研究問題：首先，中台地緣政治，怎麼影響同志身份的構連？第二，台灣同志歷史的關鍵時刻是什麼？怎麼理解2012年至今，台灣風起雲湧的同志運動？最後，酷兒研究是如何構連台灣國族主義？國族主義又是否能夠成為形塑進步未來的催化劑？
戴擁浩首先指出台灣文化研究相當具有爭議性的位置。有趣的是，他也聲明，對於此處的分析，是描述性的，而不是站隊支持誰的立場，某個意義上，這也是台灣社會學界與文化研究微妙互動的縮影。
他指出，雖然以中央大學性／別研究室為首的性權派，在1990年代將性解放思潮帶進台灣，促成了台灣一波性別解放的洶湧浪潮，但在2000年代前後，這股思潮似乎開始有個斷裂。年輕世代的酷兒學者，例如劉文、高穎超、紀大偉等人，逐漸認為何春蕤、卡維波等人，沒辦法在為他們代言。這群逐漸長出台灣認同的世代，開始無法接受他們對於過於左派、親中的大中華意識形態。
劉文在評論階段，也相當認同這樣的觀察，並說：「Adam的位置，說出了很多台灣學者不方便說的事情。」劉文補充，第一代酷兒研究學者，在英美接受學術訓練時，適逢美國引發波斯灣戰爭的背景，當時的西方酷兒學者，都因而相當「反美帝」。在這樣的歷史時代中，批判帝國主義是當時酷兒理論最核心不可棄的信條。
而在陳水扁擔任台北市長期間的廢除公娼事件，也激化了所謂「婦權」與「性權」的二元對立，在這種特殊的台灣脈絡下，性權派漸漸的與「批判台灣認同」構連在一起。不過，劉文也提醒，後繼的酷兒研究學者，致力於拆解「性權」與「婦權」這樣看似二元互斥的對立敘事結構。
回到戴擁浩的演講，他認為我們要先充分理解這段歷史，才能掌握台灣國族主義與同志運動之間相當複雜的關係。他呈現了大量的田野資料，例如在台灣各地的同志遊行中，相當常見的「我在台灣我驕傲」、「台灣獨立」等旗幟，甚至也有在台港生拿著彩虹版的「光復香港、時代革命」走上同志遊行的街頭。
戴擁浩打趣的說：「我們通常不會在美國大城市的同志遊行裡看見『我是美國人我驕傲』的旗幟！」
戴擁浩也說明，2012年，第十屆同志遊行的主題是「革命婚姻——婚姻平權，伴侶多元」。當年，同運社群裡面還在正反激烈辯論著同志到底要不要加入異性戀婚姻體系，還是要繼續踩在體制外的位置，批判這個異性戀婚權結構。直到今日，即便仍有異音，但婚姻平權大抵成為同志運動的共識。
他回憶，他參與遊行時，曾遇到一對已婚的拉子妻妻，她們受訪時這樣說：「我們台灣人，選出了一個同志友善的總統，通過了同志婚姻。如果中國真的攻打我們，我們變成中國的一部分，這些努力通通會消失。」
這些例子充分體現了台灣同志運動與國族認同的強烈交織。然而戴擁浩指出，如果是西方酷兒研究學者，大概會相當膝反射式地說：「啊哈，這就是國族主義！」認為國族主義大舉入侵與挪用同志運動，註定會「污染」同志運動。
劉文評論時，也提到兩岸關係惡化的結果，的確很大程度上影響了兩地同志運動的策略結盟。例如，劉文原先有參與「華人拉拉聯盟」，當時兩岸性別運動者，還有超越國族、相互合作的美好想望。但這些理念，都在2015年，中共加強對於異議組織的壓制緊縮以後，煙消雲散。
在提問環節，有別於其他場次多是「老師們」提問，現場幾乎都是碩博士生，甚至大學生的提問，某種程度上，也反應了年輕酷兒世代對於這一議題迫切關注。問題的主軸圍繞在同志運動與國族主義的關係，例如：「我們要怎麼樣能有一個不同的國族主義？如何讓國族主義不再是個運動污漬？」
劉文回應，這些提問，其實都是在問我們接下來二十年可以做什麼？不管台海局勢如何變遷，台灣的LGBTQ社群都不會就地升天，獲得百分百的公民權。我們因而要有一個「策略性的同志國族主義」，一邊警醒國族主義可能的危害，一邊善用同運倡議成果，讓世界看見台灣。
戴擁浩總結，我們的確該與政黨，而非國族主義保持合適的距離。這意味著我們應該策略性地與政黨合作，促成運動成果；於此同時，我們也要持續監督政治人物，以免同志運動成為政黨操作、挪用的對象。
雖然台灣「自己人」難免對台灣境況多有批判，但戴擁浩希望我們能看見，「同志運動讓台灣擁有一個更為共融（inclusive）的國族主義，這樣的國族主義雖然擁抱台灣價值（pro-Taiwan），卻又不會排斥他者。」台灣公民社會、同志運動、政府等多方行動者，共同創造現在的階段性成果，值得台灣人更多的肯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