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講者：夏傳位（屏東大學社會發展學系副教授）
題目：永久屋、空間戰爭與部落想像：風災空間體制的打造及覆滅
主持人：陳東升（臺灣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時間：2022年11月17日（四）12:30-14:00
紀錄人：陳韋宏（臺灣大學社研所博士班）
在九二一震災與莫拉克風災後，台灣積累大量的經驗研究，討論災後重建對於原鄉部落的影響。不過，夏傳位指出，既往研究常常會將永久屋這樣的遷村手段，視為一種「滅族」；指責遷村將族人硬生生地從土地撕扯出來，而將返鄉是為終極目標。然而，在肯定返鄉是不可剝奪的基本人權之餘，夏傳位認為也要進一步叩問：「僅靠返鄉便真能解決永久屋族人的困境嗎？」
夏傳位認為，過往研究偏重災後重建的「社會」因素，較為忽略「空間」本身的政治性意涵。他以他甫完成的論點：「風災空間體制」，以此說明原鄉災後重建的空間特性。風災空間體制有兩項主要元素構成。首先，這是一個由地質探勘科學結合行政力量，劃分出的「安全堪虞／地質脆弱」區域；其次，再將這群遷移下山的原住民人口，集中在特別管理的「永久屋園區」之中。
夏傳位特別指出，雖然根據已經廢止的《莫拉克颱風災後重建特別條例》第二十條，政府具有強制遷村的權力，然而，由於該條文也規定政府必須取得居民的共識，在族人屢次上街抗議下，國家機器沒有真的施展過這樣的權力。
不過，政府卻還有許多更為綿密的勸誘手段可以動用。例如道路及土地的降限、若要居住永久屋就要遷出戶籍、以其他族人的申請意願作為社會壓力。在這樣一推一拉的權力施展下，族人還是一批一批地從原鄉遷徙到永久屋。
夏傳位譬喻，永久屋像是「魔戒的指環」，只要起心動念，最終只能住進永久屋，而且無法再回鄉。然而，空間其實本身就是文化的關鍵面向之一，被拽開於原鄉土地的族人，被迫甩進了離散狀態中，難以傳承文化。
夏老師以差異權與城市權，將災後重建的空間變化，區分為四個象限。差異權指的是族人保有文化差異的權利，而城市權則是人們能夠居住在經濟優勢的城市地區的權利。遷村的過程，其實像是強迫族人必須以差異權來交換城市權，讓族人必須在「經濟上的邊陲」或是「在都市中被吞沒與同化」二者擇一。
粗暴的政策與原鄉本來在資本社會中的邊陲位置相互構成了這個空間體制。因此，夏傳位說明：「安置政策並不是族人最初離散的原因，粗暴的安置政策只是加速離散過程以及惡化離散後果。就算改變安置政策，本就邊陲的原鄉經濟帶來的社會脆弱，也不見得會逆轉。」
在地理學家Edward Soja的啟發下，夏傳位指認風災空間體制，事實上是一個「不義的空間性」（spatiality of injustice）。一方面指出不義的空間，本身就會再製社會不正義，另一方面，夏傳位也希望透過位於屏東的阿禮部落，來說明原住民抵抗不義空間的強大韌性與文化策略。
阿禮部落位於台24線公路末端。風災過後，阿禮部落出現三次遷村爭議。第一次，政府單就空拍圖就判定部落需要遷村；第二次，政府只委託了民間量測公司；第三次，才找了專家學者評估。最終，專家學者判定阿禮部落沒有一定要劃入特定區。然而，雖然族人幾次抗爭，最終還是被政府劃入特定區。
夏傳位說明，風災空間體制鑿出的原鄉邊界，其實充滿孔隙，不同行動者也有許多異質策略。在原住民部落中，常常會有不同的起源神話。而阿禮部落的起源神話，本身就是一個關於遷徙的神話。在這樣的文化中，離散並不見得會破壞族人連帶，反而可能是重新串起團結（wakari edin）的來源。
阿禮部落依據地理位置分為上部落與下部落。原先下部落想要盡快取得永久屋居住資格，而險些與上部落「拆家」。為了團結，上部落也決定與下部落一起遷村到永久屋。
如同大多數原鄉部落，阿禮部落是個典型的「家屋社會」（house society），概念的「家」，與實體的「屋」，互為表裡。並且，空間運作的邏輯與實踐，也都是以親屬為核心。因此在阿禮部落，「分家」是相當隆重的儀式，沒有經過分家儀式確認，只能算「住的地方」。
譬如阿禮族人在漢人都市地盤租或買的房子，都不算是「家」。大部分北漂族人都期待有朝一日回到原鄉建立自己的家屋，因為這攸關著男人在部落中的身份、地位與尊嚴。於是，在資本磁吸的拉力之外，也有一股返回的推力，加上許多人有意識地僅在離部落近的平地鄉鎮找頭路，以「縮小時空的候鳥策略」來兼顧生計與部落義務。
夏傳位認為這是一種「應對遷移之必然性的文化策略」，試圖在離散中不斷尋找與創造凝聚的機會；也正是在前一階段經濟性遷徙中仍能保持凝聚和認同，讓他們在後一階段的政治性遷村中積極抵抗，為文化再生和社會韌性創造條件。
此外，在分家之前，所有的兄弟以及未婚的姐妹，都有權利居住在本家家屋。然而，在永久屋園區中，無法實踐這樣親屬－空間文化邏輯。在永久屋的政策邏輯中，是「一屋換一屋」。這樣的空間邏輯，強調隱私與個人化，與阿禮部落原先的共有邏輯，難以相容。也因為永久屋是抽籤決定，族人住在隔壁的不會是原本熟識的親戚，反而可能有嫌隙。許多無法適應永久屋的部落耆老，認為永久屋不過「只是過夜的地方而已」。
而在遷往永久屋之後，也是一場打不完的仗。例如慈濟為了想把該永久屋園區打造成國際示範村，設下了抽菸、喝酒、吃檳榔就要被違規計點的政策；原先在園區中也沒辦法種植對於族人相當重要的作物——小米。最終，是在「綠美化」觀念的時興下，園區才開放耕種。
在這樣的文化衝突下，我們或許會將悲觀地將會將阿禮部落，視為另外一個被國家力量碾得四分五裂的部落，但夏傳位卻在阿禮部落看見了不同可能性。
夏傳位指出，上述永久屋園區空間戰爭的積極抵抗，將異化空間轉化爲「屬於我們的地方」，也促使阿禮部落出現了一個離散後「再中心化」的現象。例如在園區舉辦的戴百合花儀式，比起先前在原鄉部落更加盛大。原先在經濟力量下四處離散的家人，也因為到了園區之後，有了更多機會可以認識其他族人。族人也逐漸提出了對於部落的新想像。他們將台24公路形容成一條「母子臍帶」，連結了山上的部落，與園區的部落。
夏傳位精彩的演講也帶來了豐富的提問與討論。吳嘉苓以他曾經進行過台東永久屋研究為基礎，提問災後重建是否遷離原部落，可能會帶來很不同的分析結果；同時也指出部落內部也有高度的異質性，對於永久屋可能也有不同意見。周偉賢也追問，離開原鄉，就代表族人可能沒辦法在種植重要的文化作物，也沒辦法再捕獵，族人的抵抗策略，是否真的可能成為一種新的團結？
夏傳位承認部落內部的異質性，就通例而言，遷村過程往往放大原本存在的異質與對立，讓部落更為分裂，但阿禮部落正是這個通例的少數例外。就這個研究的問題性而言，探討為何團結比為何分裂更有趣也更重要。
最後，夏傳位希望我們能從阿禮部落這個案例中看見，在這場永不止歇的空間戰爭中，需要指認出更多具有文化底蘊的抵抗策略。阿禮部落族人，並非在風災空間體制下不斷被撕扯的離散原子，而是基進地從文化根源中找出對抗與協商的可能性，在離散中重新團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