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講者：Minwoo Jung （鄭民羽）（羅耀拉大學社會所及婦女與性別研究所助理教授）
題目：酷兒化威權主義：南韓、臺灣與新加坡的權利政治
主持人：翁哲瑞（臺灣大學社會學系助理教授）
時間：2022年12月15日（四）12:30-14:00
紀錄人：鄭宇廉（臺灣大學社研所碩士班）
備註：演講主要使用英文，演講摘錄由速記人翻譯
「生活在非西方、威權主義國家的酷兒們，經常是被剝奪權利的受壓迫主體。」這種說法常見於國際報導及跨國調查報告，但這真的能反映實情嗎？今天Jung教授與我們分享他的專書寫作計畫《酷兒地緣政治：爭議亞洲中的權利打造》（Queer Geopolitics: Rights Making in Contested Asia，暫譯）其中一部分，透過跨國田野調查，帶我們破除前述的簡化想像。
簡化的想像來自過往對威權主義的理解。此處，講者試圖修正三項既有偏誤：第一，過去學者多視威權主義為單一國家內的政治體制，若我們將威權主義置入全球地緣政治脈絡，將能看見其歷史，並納入殖民遺緒及威權擴散等因素；第二，既有研究常假定單一國家內只有一股威權主義力量，講者認為應該看見多重力量，他稱之為內部威權及外部威權主義；第三，威權主義在過去常被理解為一股摧毀性的力量，但Jung指出它同時具有生產性的向度，形塑了酷兒政治行動者的主體性。
以新的威權主義概念來觀察酷兒政治，講者問道：多重的威權主義，如何影響此三國酷兒群體的日常生活？各國酷兒們對於權利、肯認及抵抗的追尋路徑又因此而有何差異？
以南韓為例，在舊威權主義時期（1948-1990年代），政府透過如《輕罪處罰法》懲罰不符異性戀規範性的髮型與衣著，或是以《軍事刑法》來處罰軍隊內的同性性行為；1990年代民主化浪潮漸興，但在李明博、朴槿惠及尹錫悅執政期間（2008至2017年以及2022年至今），政府對集會與言論自由進行高壓管控，作者稱為新威權主義時期。
此時期，國安單位經常進行非法監控、將反威權行動者列入黑名單，甚至採取暴力鎮壓；國家也會贊助右翼運動、與保守的福音派教會合作，並將反威權及倡導酷兒權益的組織形塑為「挺北韓同性戀者」，指責他們試圖顛覆南韓；不過此時期，酷兒組織者也建立了由三十多個團體所組成的全國聯盟Rainbow Action，積極地參與反威權抗爭，也和勞運、移工及女性主義團體密切合作，這種「團結行動主義（Solidarity Activism）」是南韓歷經舊威權與新威權主義所生成的特殊性。
臺灣的酷兒政治則以「主權行動主義（Sovereignty Activism）」著稱。與南韓類似，兩國的酷兒政治都在1990年代後興起，不過臺灣的行動者在追尋酷兒權利的同時也經常訴求臺灣主權，奮力對抗兩股威權主義：內部的國民黨威權異性戀壓迫遺緒，以及外部的中國共產黨對臺灣主權的威脅。
「公司行動主義（Corporate Activism）」則是新加坡酷兒政治的特徵，這與延續至今的威權主義密切相關。李氏政權為了維護「國家安全與社會穩定」，長年推行軟性威權主義及不自由的新自由主義，以各式法律箝制公民社會。舉例來說，以《刑事法典》第337A條文處罰同性性行為、審查媒體中的同性戀影像，或是駁回酷兒組織的申請案等。在這種情境下，酷兒運動組織者多以迂迴的方式來推展改革，例如登記為社區團體並提供服務（如發放保險套、提供無家跨性別者收容所），或是以文化活動的名目舉辦粉紅點（Pink Dot）。
因此，相較於街頭、法院或者是議會，新加坡更顯著的酷兒政治存在於跨國大公司當中。有些人透過公司的多元政策爭取公司內的權利，有些人則任職企業管理階層，由上而下推行友善政策。近年來，公司行動主義也逐漸由跨國大公司擴散至本土企業。
上述三國的經驗涵蓋了民主至威權的光譜，酷兒們的抵抗也挑戰了常見的簡化想像。分享末尾，Jung教授再次強調，關注多重威權主義彼此間的互動及其歷史遺緒，我們能更好地理解當今全球的右翼運動以及反同運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