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物網絡的跨國交流和消費論述的旅行

主講者:萬尹亮 (東海大學社會系副教授)
題目:食物網絡的跨國交流和消費論述的旅行
主持人:簡妤儒(臺灣大學社會系副教授)
時間:2023年04月13日(四)12:30-14:00
紀錄人:凃峻清(臺灣大學社研所碩士班)


萬尹亮老師近年從消費端各種消費合作社、小農市集切入,關注另類食物網絡的實作,然而在累積許多個案研究之後,個案之間的交流,尤其是跨國的向度令人好奇,這些宣稱關懷在地的組織,如何跨國互相學習特定的價值與實踐。本演講從東亞地區的公民食物網絡如何交流,交流如何形塑網絡的價值和實踐,以及交流如何形成區域共同的行動途徑三個提問出發,看見東亞的特殊性,超越過往另類食物網絡研究案例只看見西歐與北美的限制。

東亞公民食物網絡(civic food network)的發展,東亞公民食物網絡的發展 強調公民社會對食物系統的介入改造生產與消費關係,與北美的對抗跨國農企、歐洲重視鄉村文化與區域發展,還有南美關注食物主權、原民和女性不同。戰後日本從農業現代化與食安開始發展,陸續從「提攜」(有機小農與消費者的夥伴關係)、產地直銷,到農夫市集與地產地銷,與西方相比較少反省社會正義、環境永續或對抗全球化。

南韓的公民食物網絡從1980年代的環境行動,到1990年代農貿市場開放與糧食主權抗爭,關懷本土農業與女性運動;台灣則自1990年代食安與環境運動,到2000年代自由貿易開放,關注消費社群、食農教育與另類市場;香港與食安和土地開發抗爭連結,例如對抗高鐵開發並保護農村土地與本地農業;中國則是從2010年代食安與污染危機後,中產階級尋找安心食材,追求共惠但少關注食物正義。這幾個案例有發展的先後,與關切食物商品化和本土農業的類似脈絡,消費者皆透過購買支持本地小農,並關懷食安、農業與環境還有自由貿易,然而在食物主權或與社會運動的關係有所差異。

從「消費道德」的概念來觀察這樣的現象,指的是消費者透過購買支持特定價值,在日常中實現關懷與照護,並形成政策與組織的實作。日本「提攜」中的消費道德,強調生產到消費的過程中社會的價值,生活者透過自主流通創造地方站所,在其中改變飲食與生活方式,包括生產、流通、分配與消費的過程,生協透過「提攜」論述重建新的消費關係。本文研究方法與資料,從台灣關鍵團體的節點往前往後追溯,分析文本理解交流的歷史脈絡,訪談各組織行動者,並參與觀察相關交流活動,包括交流會、讀書會等。

消費道德1990年代從日本到台灣的傳遞過程,書籍是重要的啟動媒介,再透過亞細亞姊妹會的定期交流;而2010年代台灣傳遞到中國的過程,則倚賴研討會、工作坊與參訪,加上具有參與經驗者從台灣或日本到中國的流動。包括日本生活者協會、台灣主婦聯盟消費合作社、穀東俱樂部、香港社區夥伴與北京食通社,都出版許多書籍,這些社會物質安排展現了知識的流動迴路,傳遞論述與學習組織實踐,打造了不同國家的消費道德實踐,出現類似的問題框架與共同的術語,並產生類似的組織和食農教育,而亞細亞姐妹會、香港社區夥伴、北京食通社等中介團體以及其中的組織者,則創造了交流平台,不同國家的行動者在論述中用其他國家經驗,來說明目標或想像夥伴,透過看「你們的問題」來想「我們的問題」,找到彼此的參考座標。

生活者不同的消費道德實踐,帶來相異的後果。在不同的政經脈絡下,他們採用但也調整「生活者」論述,並且從日常飲食、組織參與、經濟重構,到政策倡議與政治代言,發展出多層次的行動,然而這些行動之間,例如日常飲食與組織、經濟重構與倡議間,也常出現張力。不同組織相異的政經脈絡,導致不同的消費與政治實踐,日本生協以改變日常生活為目的,生產者與消費為「提攜」關係,會進行政策倡議以及推出政治代表;台灣主婦聯盟消費合作社關注日常倫理消費,生產者與消費者呈現合作與照顧,也會提出政策管制倡議;而北京淨土合作社、清北合作社出於農業和食物商業化的自我保護,消費者支持好農人,並且避免政治行動與倡議。

三個國家倫理消費組織相異的政治實踐,背後展現的是不同的歷史脈絡。日本從從安保行動失敗後,聚焦在社區行動,發展政治代言者;台灣在民主化過程中的日常行動,聚焦在生產和消費間的合作,合作社的生活實踐是基金會環境運動的基礎;中國則是威權體制下的自保行動,以生活實踐建立消費者對生產者的支持關係。

這些跨國的消費道德流動,需要特定的社會物質安排來支持另類食物網絡的跨國交流,透過書籍和會議傳播特定問題意識和行動概念。東亞獨特的消費道德,對比英美社區支持型農業反抗資本農業、法國小農組織的維護傳統文化、義大利團結購買團體推動另類地區發展,呈現不同的樣貌。消費道德經過在地互動,反應特定社會經濟脈絡,導致強化日常的環境行動與弱化政治行動的想像。「消費道德」的概念突顯公民食物網絡對社會經濟轉型的回應與購框和行動,並概念有助於分析消費者多層次的能動性和經濟組織模式。消費道德包括從個體、關係到系統的批判和設想。在概念移動過程中,會在政治經濟、組織和日常實作間產生緊張,從而反映特定社會文化構成,鑲嵌於在地以及國際的網絡中。

這場精彩的演講引發許多提問與討論,包括東亞與台灣同時暴露在歐美的食農論述當中,如何放在國際的視角中進行比較;歐美與東亞對另類食物網絡組織的論述差異;參與組織的群體、組織形式對跨國交流形式的影響、「提攜」的意涵,以及跨國論述指引行動以及在地行動透過國際論述取得正當性間的互動,萬老師則回應,書籍與論述是可以快速啟動且具有號召力的基礎,作為「已被證明有效」的資源,再進行在地的調整與轉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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